昨天谈了宋朝人的油灯：宋朝人的油灯。今天要讲的是宋朝的蜡烛。
白蜡的应用
古代的照明工具，大致可以分为灯系与烛系。宋代“照明革命”的另一个体现，是蜡烛的广泛应用。
当然，中国人使用蜡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—魏晋时期，汉刘歆《西京杂记》载，“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，蜜烛二百枚。”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中，也有石崇“以蜡烛灼炊”的记述。这里的蜜烛，当为蜂蜡所制。
古人很早就掌握了从蜂巢中提取蜂蜡的方法：“蜡，乃蜜脾底也。取蜜后炼过，滤入水中，候凝取之，色黄者俗名‘黄蜡’。”不过，最初的蜜烛形制跟今天的蜡烛并不一样，多是蜡块，使用时先加热熔化成液体，再充当油脂点灯。然后才出现了粗短的圆柱体蜡烛，这是因为蜂蜡熔点低，易软化变形，难以制成细长的管状烛。而且，汉晋时期的蜜烛绝对是奢侈品，只有皇家或石崇这样的巨富，才用得起蜡烛。
宋人所用的蜡烛，形态上已经跟汉代的蜜烛完全不一样，而跟我们现在所用的蜡烛更接近，呈长长的管状，中间有烛芯，可以直接点燃。从表现夜游、夜宴或祭祀题材的宋代绘画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宋代的蜡烛形态，如宋代佚名《夜宴图》（美国私人收藏）、南宋李嵩《四迷图?酗酒图》（收藏者张大千曾将此图标注为“文酒夜宴图”，似不确）、宋人摹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、马麟《秉烛夜游图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，都是画饮酒宴游的夜生活，也都画出了点燃的长条状蜡烛。
（宋代佚名《夜宴图》局部）
（李嵩《四迷图?酗酒图》）
（宋人摹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）
（马麟《秉烛夜游图》局部）
南宋《女孝经图卷》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、李嵩（款）《焚香祝圣图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民），则画有宋人祭祀时使用的蜡烛，也为长管状。《焚香祝圣图》题签虽然提到“焚香”，但宋时尚无高香，图中点燃的红色管状物应为蜡烛。
（南宋《女孝经图卷》局部）
（李嵩（款）《焚香祝圣图》）
不要小看这种长管状的蜡烛，它不但保存、携带、使用方便，燃烧时间较长，亮度也远大于油灯，可谓是人类照明史的一次进步。它的出现，得益于古人对制烛新材料的发现：白蜡。白蜡熔点比黄蜡（蜂蜡）高，“不淋”，既有可塑性，又有一定硬度，这才可以制成长长的蜡烛，点燃后也比较光亮，正是照明的理想材料。
白蜡取自蜡虫的分泌物。由于白蜡是中国特产，西洋人也将它叫做“中国蜡”。中国养殖蜡虫提取白蜡的历史，也许可以追溯至唐代，但有史料可确证的时间则是宋代。南宋人周密《癸辛杂识》续集录有“白蜡”条目，介绍了蜡虫的养殖情况：
“江浙之地旧无白蜡，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，状如小芡实，价以升计。其法以盆桎树，树叶类茱萸叶，生水傍，可扦而活，三年成大树。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，贮虫子十余枚，遍挂之树间，至五月，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，细若蚁蠓，遗白粪于枝梗间，此即白蜡，则不复见矣。至八月中，始录而取之，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。又遗子于树枝间，初甚细，至来春则渐大，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，散育之，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。其利甚博，与育蚕之利相上下，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。”
这条史料透露了几个信息：南宋后期，白蜡虫养殖业从淮河一带扩展至江浙地区；养殖白蜡虫的收益跟养蚕不相上下；白蜡的价格高于黄蜡。
宋人还用乌桕油脂制作蜡烛：“乌桕，实如鸡头，液如猪脂，可压油为烛”。乌桕种子有一层蜡质表皮，是制蜡的上品；桕子榨油，混入融化的白蜡，倒进模具内，凝结后便是桕烛。按南宋诗人陆游的使用体验，桕烛的光亮可将蜡烛比下去，“乌桕烛明蜡不如”。不仅陆游这么说，另一位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有《乌臼烛》诗曰：“臼熖光寒泪亦收，臼灯十倍蜜灯休。”
宋人用来制烛的原料还有石油，叫做“石烛”。今日蜡烛所用的工业蜡即从石油中提炼，不知宋人又是如何制作石烛的，因史料记载过于简单，不好臆断。不过我们确知，石烛的照明效果很不错，来看陆游记录进《老学庵笔记》的使用体验报告：“宋白《石烛》诗云：‘但喜明如蜡，何嫌色似黛。’烛出延安，予在南郑数见之。其坚如石，照席极明。亦有泪如蜡，而烟浓，能熏污帷幕、衣服，故西人亦不贵之。”据说石烛也耐烧，一支可顶蜡烛三支，但缺点是烟浓。
蜡烛的商品化
从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，长管形的蜡烛至迟在唐朝就出现了。陕西乾陵博物馆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，就绘有手执蜡烛的侍女。但是，恰如唐诗所描写，“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”，蜡烛此时还是贵族高官才使用的奢侈品，一般平民可消费不起。因此，燃烛也是唐朝人炫富的一种方式，如贵戚“杨国忠每家宴，使每婢执一烛，四行立，呼为烛围”。
（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蜡烛）
到了宋代，恰如宋诗所描写：“白云劝酒终日醉，红烛围棋清夜深”；“湖上画船风送客，江边红烛夜还家”，蜡烛已经成为普通的日用品，进入一般士庶家庭。
我们知道，宋朝的元宵节非常热闹，家家户户都会放灯，从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八，连放五天。放灯期间，“灯品至多”，“精妙绝伦”。相传南宋李嵩绘画的《观灯图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就画有一组元宵花灯：奏乐仕女身后架了一个灯棚，上面悬挂着三盏巨灯；右侧的桌子上安放着一只走马灯；还有两名童子一个手执兔儿灯，一个手执瓜形灯。这种可以提在手上到处游玩的花灯，使用的燃料不大可能是油灯（因为花灯在晃动时，液体很容易泼洒出来），只能是蜡烛。也就是说，在宋代元宵花灯中，蜡烛的应用是相当普遍的。
为了鼓励民间放灯，临安政府每天还会给市民发放蜡烛与灯油，《武林旧事》载，“天府（临安府）每夕差官点视，各给钱酒油烛，多寡有差。且使之南至升阳宫支酒烛，北至春风楼支钱。”在南宋杭州，显然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蜡烛。
（传李嵩《观灯图》）
我们如果去检索宋代笔记，还会发现关于蜡烛的使用记录突然多了起来，南宋洪迈《夷坚志》多次提到“烛”，如“洛中怪兽”条载：“宣和七年，西洛市中忽有黑兽，仿佛如犬，或如驴，夜出昼隐。民间讹言能抓人肌肤成疮痏。一民夜坐檐下，正见兽入其家，挥杖痛击之，声绝而仆。取烛视之，乃幼女卧于地已死。”这个故事很诡异，不过我们不去管它，只注意故事透露出来的信息：洛阳平民家中备有蜡烛。
《梦粱录》则记载，南宋杭州的年轻人谈婚论嫁，女家收了聘礼后，要在“宅堂中备香烛酒果，告盟三界”；到迎亲之日，男方派人各执“花瓶、花烛、香球、沙罗洗漱、妆合、照台、裙箱、衣匣、百结、青凉伞、交椅”等礼品，“前往女家，迎取新人”。蜡烛显然是宋人办婚嫁喜事必不可少的用品。宋人婚后生子，为孩子举行“抓周”仪式时，摆出来让孩子抓的物品，包括“烧香炳烛、顿果儿饮食、及父祖诰敕、金银七宝玩具、文房书籍、道释经卷、秤尺刀翦、升斗等子、彩缎花朵、官楮钱陌、女工针线、应用物件并儿戏物”，其中也有“烧香炳烛”。
宋朝都城设有一个服务机构，叫做“四司六局”，相当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。人家若有喜庆欲办筵席，可雇佣“四司六局”承办全部流程。这“四司六局”中，专设了一个“油烛局”，职责即是“掌灯火照耀、上烛、修烛、点照、压灯、办席、立台、手把、豆台、竹笼、灯台、装火、簇炭”。可知宋代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都需要用到蜡烛。
在《梦粱录》记录的杭州“团行”（工商行业组织）中，有“修香浇烛作”，说明制作蜡烛在南宋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行业。在“铺席”（商店）中，则有“童家桕烛铺”、“马家香烛裹头铺”两家“有名相传”的大品牌；《梦粱录》又载，杭州“处处各有茶坊、酒肆、面店、果子、彩帛、绒线、香烛、油酱、食米、下饭鱼肉、鲞腊等铺”，可知南宋杭州出现了蜡烛专卖店，蜡烛是市场上常见的普通日用品，不再是贵族豪富专享的奢侈品。
明代仇英版《清明上河图》（辽宁博物馆藏）画有一间售卖蜡烛的“朝山纸烛铺”，虽然仇英应该是以中晚明的苏州城为参照描绘宋代市井风情，不过证之《梦粱录》的记载，南宋杭州的街市无疑是有这样的蜡烛铺的。
（仇英版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的蜡烛铺）
实际上宋朝的图像也可以佐证我们的观察。黑龙江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幅南宋初画院摹本《蚕织图卷》，画的是江南蚕织户从“腊月浴蚕”到“织帛下机”的全过程。我们发现，蚕织户的家具当中，就有一架烛台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南宋佚名的《耕织图轴》，图上也画出了一台烛架，想来是夜织时用来照明的。蚕织户并非大富户，只是一般农户，他们也用得起蜡烛。
（南宋画院《蚕织图卷》局部）
（南宋佚名《耕织图轴》局部）
南宋画师牟益绘有一幅《捣衣图卷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，以图画表现南朝诗人谢惠连《捣衣诗》诗意，画的实际上就是画家心目中古代女性为丈夫捣练、剪裁、缝制冬衣的劳动场景。图卷中也出现了烛台与蜡烛。显然，在画家生活的南宋后期，蜡烛应该是常见的日用品，所以才被牟益画入描绘女性劳作的画面。
（南宋牟益《捣衣图卷》局部）
宋代佚名的《秋堂客话图》（北京故宫博物院），描绘了主宾二人秉烛夜谈的情景，可以看出来，住着茅屋的寒士也用得起蜡烛。
（宋佚名《秋堂客话图》局部）
今天，灯烛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寻常之物，但它们背后，也蕴藏着中国物质文明演进的生动信息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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